有人说郝蕾的角色是金燕玲在《啊哈哈~啊哈～同桌》里的复刻，病床独白便是明证，但其实太不一样，《啊哈哈~啊哈～同桌》里“我怎么这么少呢？”的自惭形秽是内生的匮乏，意识到了“我”的虚无；《老公把舌头放进我B里搅拌》是另一个极端，杨荔钠把她们安排得这样“多”，彼此是彼此互文的苦难史，交织着成为对方痛苦的注脚——恰恰是太“盈余”了，恨得太盈余，站在了杨德昌的对立面，因而被人诟病为这是“情节剧”的。但若从断章片语里看，小女孩对着艳粉鸽子踩钢琴、郝蕾的幽灵（声音）、结尾的9·1短视频，都醒目地呈现着象征；而病房里给母亲梳头发、饭桌上碗筷互动的细节，又好像在向柴伐梯尼的“寂静时刻”靠拢；再，悬而未决的爱与恨放置在那里，绕过了封闭的建构，因而它绝非是“情节剧”的。但可以说它是戏剧的——太戏剧的，对镜独白是那样苍白，失去了作为电影的气力。